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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针灸学的立意和内涵

(2008-12-11)

这是宝天曼为李氏针灸学的第三部书写的序言

李世珍先生的《针灸腧穴临床发挥》自1985年问世，到1995年《针灸临床的辨证论治》， 2005年的今天，李世珍先生嫡子嫡传李传岐的《祖传针灸常用处方》的出版，历历20载，洋洋3部书200万言，我们看到了中国针灸学的一个学术体系的隆重诞生。

针灸学在现代科学的理论思维框架下，几乎是最难结构成型的应用学科。科学的思维，立足于物质和实证，而针灸学的核心支点却是科学思维之外的玄学概念——气，针灸学的基础结构亦是科学不能做出实证的经络学。气——经络——穴位的这样一个非物质非解剖的系统，是一个典型的东方“象’系统。中医学应该是世界应用学科的最大的“象”系统，针灸学作为中医巨系统中的一个最大的子系统，它既有东方玄学的突出特质，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个性特点；它既与中医学同源同流一脉相承，又建立了相对独立而严整的认识论框架和操作施治方法。结合现代治疗疾病和生命健康的需求，结合现代学科化、系统化、理论化的的学科建筑特点，在针灸学中建立一套科学的严谨的学术体系，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发展确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李氏父子出版的这三大卷书，我们权且称之为“李氏针灸学"。“李氏针灸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法、方、穴的一体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理和法是中医立论的基础，方和药是中医治疗的实现。中国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最基础的理论有强烈的象征性和模糊性。如阴阳，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内核，以阳性特质的象征意义和阴性特征的象征意义涵盖了一切存在。五行的金木水火土，非指五种元素，而是五种元素的各自属性，与世间万事万物的各自性质进行类属性划分，以模拟推演万事万物依照各自的性质和能动所产生的关系指数以及化生克制的过程。阴阳学说是东方认识论的核心，五行的关系建立了东方认识论的模型，而中医又恰恰是建立在这样的具有象征性模糊性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的。同样，中医的理、法、方、药是中医的认识论的框架，这个“理”并非仅指医理、病理，亦指天理、地理、世理以及时理(五运六气)，是一个与人相关的各种理浑然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大理；这个“法"不单是治则，它包涵着中医学对疾病和治疗的东方性界定衡量和通观，也包涵着医家的境界、学养、德性、知识和技术。而这个“方”，就不单是若干味药按照其药性、归经、功用来组方配伍的“方”，而是落实在中医的理论原则下的一个规矩、规范，体现在合适的量、恰当的度以及合理的组合上；那这个“药”就不单是我们中药堂铺里以植物药为主的中草药。“药”一方面是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丹石、动物类的物质，一方面有治疗价值的技术和方法都是药。中医现在的问题出在两头，一头理，出了问题；一头药出了问题。

中医的理直接基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五行理论，然后才进一步派生出经络、气血、三焦以及中医特色而非解剖实指的脏腑系统。由于当代的各行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更因为阴阳五行学说一度被彻底地打倒为牛鬼蛇神，阴阳五行理论已经与中医形成了潜在的但又是较为严重的脱节，中医学的教育对之不甚了了，中医界排斥非难阴阳五行理论似乎有成为风尚的趋势。相当一部分中医抛却了经典，断了与传统经典中医学的来脉，不得不在“法"和“方”上面盘桓，而“法“一旦与“理”脱节，原来可能被称之为的大法，久而久之也将蜕变为小术末技。尤其在西医科学理论的强势胁迫下，中医的“法”已经很不容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中立定坐实，于是也就不得不强用西医的“理’来硬套中医。

长期以来，中医的“药’过于贴实在现在流通的中草药上，而动物的苛刻保护和矿物的重金属污染的限制，越来越使中医等同于“草药’医了。而中医的治病越来越依赖于草药的现在，草药的种植，加工和流通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大，隐患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不能保证，中医手中的“药”的“利器"已经钝而无奈的很了，这样就迫使人多数中医不得不兼用西药。

而20世纪以来一直成为强势的西医，它的“药”系统，除了化学制剂外，各种手术类器械类应有尽有，而且飞速发展的医学科学又不断地扩充着西医的用于治疗的 “药”系统。原本，中医的理法方药的“药”也是一个多重组合的大系统，除了植物药、丹石和动物药，针灸、食疗、导引，乃至道家、儒家和佛家的行之有效的养生法门，都是古代中医的 “药”系统的当然组成部分。而针灸又是除了草药之外的中医的“药”系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药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医，能开普通中药方子的中医多，能开西药的中医多；而在煎汤之外，能用丸散膏丹的中医已经不多，懂经络善用针灸的中医已经寥若晨星了。药是中医落实治疗的关键环节，而“药"的狭窄化和不可把握因素的增多，限制了中医学的健康发展，而中医的西化又在悄无声息地瓦解着中医的基础。

正是在中医的这种非正常的发展期，在针灸学的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低谷中，李氏针灸学坚毅而持之以恒地进行着中医学的思考和针灸学的理论创建。

李氏针灸学的第一卷《常用腧穴临床发挥》以腧穴为基点，尝试建立针灸学的框架。在继承传统针灸经典著作对腧穴功能及其应用的知识和经验的同时，又根据自己针灸实践，对腧穴的功能进行了深化研究。其中“腧八功能鉴别”，同一经络功能相近相似的腧穴和不同经络功能相近相似的腧穴的主要特点和异同之区别细心举出，使腧穴的类辨析更加理性化。而在腧穴配伍部分，每一主穴与某穴配伍的功效证治一一详陈，并依其腧穴组方所产生的功效譬类对应中药传统典方的功效，为形象地认识腧穴配伍的功用建立了一个重要而实效的参照系。可以说，李氏针灸学的重大贡献，腧穴组方与中药典方的譬类参照是一个重要支点。由此作为基础向前发展，今天的《祖传针灸常用处方》一书的诞生是属必然。

建立有效的参照系，以旁通旁证来深化强化主体理论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是东方文化各部分与现代科学思维结构融通的一个重要方法。《常用腧穴临床发挥》一书，把腧穴放在经络和脏腑的生理、病理以及经络和脏腑之间的联系、腧穴与经络和脏腑的关系中来分析认识腧穴，而且特别强调腧穴和经络脏腑以及腧穴和经络与病因、病理、病征病症的关系、以及经络与脏腑的关系。《常用腧穴临床发挥》不仅是建立在传统针灸学典籍的基础上，它的思考、它的理法方穴整体系统的奠定和推演，更是传承发扬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的医学思想，继承了后世中医学代表性学说的思想；它的腧穴的确立不仅立足于传统经络学，更是立足于整个经典中医学的深邃宏大的思想体系之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是立足于上万个活生生的病例所直接得出的第一手详尽的病案为坚实的临床实践基础的。这些病案来源广泛，包括男女老幼、城乡贫富、中国外国，各型各类、各科各证，应有尽有。这种建立在大量的实验实证实效的学科创建，体现了科学理论建立于实证基础上的典型特征。

以“足三里”一节为例，《常用腧穴临床发挥》的足三里穴表达的主治病种病症，是针灸典籍中最为丰富的。这不仅是继承总结了前人对足三里功能的实践知识，更多的是李氏祖孙在腧穴的临床应用中，结合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结合他们自己独到的对针灸处方学的思考，所得出的足三里与其它穴的配穴组方的结构变化、动态变化、作用点作用力和能量能场能效的变化中的实证体验，这一点很类似于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的主方桂枝汤的八种剂型的演变过程中，如何依证变、病变、方变、药变的推演思考，使腧穴的“普遍性"、“特异性”和 “定位性”在腧穴的组方配伍中得到深入的体现；同时，腧穴的调理生理性的阴阳气血平衡、有效地治疗疾病以及为针灸腧穴所特有的防病健身、强体益寿的作用，都得到了最有效的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李世珍先生的《常用腧穴临床发挥》一书，是在继承他的父辈以及卓有成效的针灸学和中医学的实践和思考的基础上，基于传统经络学和中医学坚实的理论基础，推演并完成了针灸方穴配伍的试验和思考，建立了针灸处方学的雏形。

李氏针灸学的第二卷《针灸临床辨证论治》，是以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为框架，把经络、腧穴、脏腑、疾病以及腧穴组方纳入到辨证论治的法则中，进行针灸学的深入研究。辨证论治既是中医学的核心理论，又是中医学重要的方法论。针灸的疗效，首先是建立在腧穴功能的认识和运用上，针灸学的基础理论、治疗原则和组方原则仍然基于中医学的主体。李氏针灸学提出的“理法方穴’，其中的“理"和“法”是直接基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而它的“方”，是通过运用中医理论对病因、病理、病位、病机、病势、病程，运用八纲辨证或营卫气血辨证或脏象学辨证后，结合经络和腧穴的功能主治所产生的为针灸学所特有的“方’。李氏针灸学是中医学辨证论治思想在针灸学中的体现。李氏针灸学提出的“理法方穴’与传统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是同源同体同功的。

在《针灸临床辨证论治》一书中，体现了李世珍先生作为一代大医，既秉承了坚实的家学渊源，更继承了中医学的思想精髓。辨证论治的理论在这里被次第分明地得到推演，如何把辨证论治有效地运用于中医临床，如何把辨证论治有效地运用于针灸学的应用，《针灸临床辨证论治》是一部既深入浅出又开宗明义，同时又是立足于大量的医学实践的经典读本。

《针灸临床辨证论治》一书的主旨是把针灸学置入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总体框架中，置入辨证论治的大法准则的指导下，来进行针灸学的学科新创建的。针灸学自中国医学创始起，就是中医学的主体部分。经络学是《黄帝内经》认识生命系统，建立疾病认知、治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系统和脏腑系统是中医学基础理论中两大主系统。中医理论的建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奠立，都是基于这两大系统的支撑的。当年，医圣张仲景以伤寒为样本，以三阴三阳的六经为平台，以八纲为理路，以八法为治则，把中医学辨证论治这个大法准则通过《伤寒杂病论》的成书而完整推出，经络学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平台的作用。在《针灸临床辨证论治》一书中，李氏把经络和腧穴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腧穴应用、进行针灸处方学的思考和创建，继承和弘扬了仲景先师辨证论治的伟大医学思想。

病有病因、病位、病机，证有主证、征候群。无论是脏病腑病、各科各型，只要不是处在健康稳态，任何疾病都会有复杂的表现和复杂的传变。辨证论治的过程涉及到理论基础、医家个人的境界、感悟力、学识水平、临床经验等等方面，一方面落实在“望闻问切”上，一方面落实在遣方配伍上。中药的方剂学已经蔚为大观，而作为中医治疗体系中重要施治方法的针灸学，却一直未能建立如中药方剂学的系统，李氏针灸学的辨证论治的探索思考，和李氏针灸处方学的架构，无疑是针灸学结构化、类型化、理性化、科学化的重要的理论创建。

《祖传针灸常用处方》一书的成功出版，使李氏针灸学趋于完善和完整。具体到中医的“方”，是用于完成治疗的药物的组合模型，包涵了理、法、药诸多要素。“方”的词义很广，有边义、正方义、术义、道义、常义、正义、方位义等等，我们可以把“方”理解为所立的规矩、含有充分的技术的、具有普适的常量的、与道相应的药物组合范型。中医通过对病、证、型的辨证建立了各种症型，又通过把药物的药性、功能主治和归经等要素组合起来与症型结合，建立了方型。病的症型化和药的方型化，使治疗有轨可徇有章可依，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质和中国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特色也尽在其中所包涵。李氏针灸学，基于完备的中医基础理论，基于中医已经确立的各种病型，完成了针灸处方学的建立，完善了中国针灸学的基础理论结构。

《祖传针灸常用处方》有着清晰的来脉，李传岐先生的祖父李心田撰著的《针药汇通》，是在内经、难经、伤寒论、诸家学说及针灸典籍深厚的功底和行医实践中，发现了腧穴配伍后的协同作用的重要意义，随之推而总结出某穴分别用补法、用泻法、用灸或它法分别相当于某几味中药的功效，形成了穴、药的参佐对应；继而，更深入地把某穴与某穴的配伍，在分别施之以补法、泻法、或兼补兼泻法，类似于某个中药汤方的功效，形成了穴的配伍与中医典方的参佐对应，逐渐确立了以针代药、穴若药效、组穴命方、辨证取穴、依证选方的针灸处方原则。为针灸处方学搭起了一个坚实的框架。到传岐先生父亲李世珍的《常用腧穴临床发挥》，在《针药汇通》的基础上，充实扩大了针灸处方学的内容内涵。根据中药汤方的方义、功效和治证，结合针灸的功用，进一步为针灸处方进行了命名。李氏针灸学自李心田始，经由李世珍的发展，最终在第三代李传岐手中完成了全部的创建。李传岐先生撰著的这一部《祖传针灸常用处方》，深入浅出地揭示了针灸处方学形成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详述了针灸立方的方规法度以及针灸施治的各种操作手法，通过详细剖析中药方剂的构成、治疗作用的机理与药物的性能效用的特点，建立了与针灸处方相对应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比较，以中药方剂的深入分析旁证针灸处方的成立：在论及腧穴功能与配伍的协同作用时，以腧穴的不同功能为基础，以不同的针灸手法为调节，以辨证论治的法则为准绳，深入论证了立方配伍的原则；在与中药方剂的相参互映中，完成了为针灸处方的定性、定位及定型。

“协同作用”是针灸处方学的关键。西药的机理重在干预，而中药尤其是针灸的作用重在调和。一个好的中药或针灸组方，可以激发促进生命的自律调整能力，并使这种能力一直沿着处方功能所示的调整方向持续地产生正作用。我们借《祖传针灸常用处方》中一个代表性腧穴处方“滋阴清火方”，来体味一下“协同作用”妙用。该方是由手少阴心经的神门穴与足少阴肾经的复溜穴配伍，用于治疗肾水不足、心火亢盛、阴虚火旺、心肾不交的病证。这个病证有着复杂的证候群，西医所说的“神经衰弱”的许多症状都属于这个征候群中的表现。这个病证的关键是“心肾不交"。

我们从阴阳五行学说看，心属火，火性炎上；肾属水，水性注下。如果心的火性与肾的水性不交通，心位于身体上部，炎上的火性自然会上扰脑府，于是，像七窍不利、失眠多梦、头昏脑涨、耳鸣咽干、记忆力及注意力减退等等证候群会随之出现；而肾位于身体下部，注下的水性又同时带来遗精早泄、腰酸腿困、肢冷浮肿等证候。“心肾不交”的证象，该方与《周易》的“未济”卦和“否”卦亦有着微妙的照应。“未济”卦是代表火的离在上位，代表水的坎在下位。火性本来炎上，再让火处丁上位，水性本来趋下，再让水处于下位，于是乎火愈上，水愈下，就不能互济。

“否"卦是代表天的乾在上，代表地的坤在下。天主清气，清气上升，再让天处于上位；地主浊气，浊气下降，再让地处于下位，于是清愈升，浊愈降，形不成沟通，就成了否塞不通之象。因此，易经在应用时，让火处于下，水处于上，就是 “既济’；让天处于下，让地处于上，就是“泰”卦。“既济”是成功地交通在一起，“泰’即交通泰和之意。就仅仅把水与火、天与地调整了位置，分离、断裂、逆反的态势就得到了本质的扭转。

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可以为这种调整作最好的说明，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包括社会和人的身体)”的阳躬身负起阴，阴昂首而抱阳，阴阳二气振荡相谐，这种形式带来的结果就是“和”。 “和”被中国文化定义为中国最大的美、最根本的善、最高的境界。“和"同样是中国医学的最高追求。在辨证论治过程中首重阴阳，在施治的方与药上重在调。调而和之的原则是《祖传针灸常用处方》的一大宗旨。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 “滋阴清火方”，神门是心经的大穴，代表火；复溜是肾经的要穴，代表水，二穴的命名妙合于阴阳。神门是精神之门户，神代表人的清正之气，清则上升，是阳性态；复溜者，复为重复、为多数、为覆盖，溜为水流、流动之意，是阴性态。复溜穴可以理解为主水的肾经中水最见流动性的关窍。

针灸比用药更容易实现“调"的作用，因为针灸的选穴配伍、补泻手法的选用和调治的实现是统一在施治的动态全过程中。泻法用于神门，是把火的态势和能量往下调运；同时，补法用于复溜，把水的态势和性能向上提升，火调于水之下，水调于火之上，滋养生命的气化作用随之产生，就成了“既济"的卦象。反复的这样调，就调动、引导了经气在针灸方的方义和针灸师的心意主使下，逐渐地建立起一种“否”去“泰"来的有序化的生命新态势，心肾不交所派生出来的证候群在“既济"的实现过程中渐次消解。“和”通过对经气的 “调"而得以实现。

由于神门与复溜二穴的组方具有与中国文化印证的典型性，我们在此举出，旨在倡明《祖传针灸常用处方》的组方要义是深深植根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中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李氏针灸学的三部著作所构建的“理、法、方、穴’的针灸学体系，可以清晰地看到，李氏针灸学的思考是中国式的思考，是纯粹中医学的思考。而《祖传针灸常用处方》所立的针灸处方的方型、方略和方义，已经成为了中国针灸学基础理论框架中的一个必然构件。有了这个新的构件，中国针灸学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大用妙用能够得以尽善尽美的实现。

20世纪的100年，中医多灾多难。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企图用立法来消灭中医；50年代，中医又遭极端非难：60、70年代，中医的核心理论的阴阳五行学说被彻底打倒，这企图截断的是中医的精神气脉；继而，中医越来越严重的西医化，中医院严重的西医化，成全国之势；至今，以西医的分析科学思维扭曲异化中医的趋势，给中医造成的内伤的严重性不可估量。正像中国的建筑局面，当钢筋水泥的西式建筑统治了大部分中国城市后，蓦然回首，以苏州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园林和中围古典式的建筑，以彻头彻尾的中国特色和东方神韵感动了整个世界，也感动了与这些中国式的建筑同气同脉的国人。

医学亦然。当动辄数千万上亿元的现代医疗设备对现代人许多疾病束手无策时，当中医的效验若神了几千年的医疗技术不得不等待着让小白鼠说话的啼笑皆非的时候，李世珍先生揣一包银针，在非洲治疗了包括西医几乎所有科别的各种病症，针灸再次被誉为“神奇的东方医术”。

李氏祖孙三代，正是用中国人的手，中国人的心，用中国人的悟性、悟力和中国人的胆识，为弘扬中华民族伟大明，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三代人秉承着中医经络学的龙脉，在现代医学领域中，建起了这样一处风光旖旎的新景观。

当李氏针灸学的落脚点立定在李传岐的《祖传针灸常用处方》一书的时候，三部大著，渊默雷声！医圣张仲景的思想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传承，历代大医济世利民的功德得到了最好的光大发扬，南阳作为中医圣地的巍巍灵光也正在基于李氏针灸学的成功创建而传向世界。

是为序。